■ 標題:/文化分享與族群融合---從西方博物館處理
類別:學術論文 / 發佈者 :jesse / 公布時間 :2010-07-23 00:33:10

 

文化分享與族群融合---從西方博物館處理文物申討的演變看多元文化大趨勢
 
曾肅良( Su-Liang Tseng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專任教授
英國萊斯特大學 博物館學博士
 
前言
 西方殖民主義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許多後遺症,直到現代,仍然像幽魂一般,給予許多西方國家的文化政策深遠的影響。對於西方的現代博物館而言,尤其在英國地區,無可疑問地,不論公立或私人博物館,都必須小心翼翼地面對這些不斷轉變而且日益加溫的情勢。這些情勢的變化,在全球的博物館經營與實踐中,除了突顯出一種意識型態的重大改變之外,也標誌著處於歐洲傳統文化與非歐洲文化,以及博物館藏品詮釋與展覽方式的差異與轉變,同時也持續反映出全球各地的博物館和當地社區文化關係的進展。
博物館面臨文物申討的巨大壓力
  許多西方博物館都面臨著來自各方文物申討的龐大壓力,博物館首先必須面對的第一件事,便是申討對象的資格與法律效力的認定,在這些申討提案中常常面對著文物藝術品原先歸屬權的爭議,而經過歲月的淘洗,大部份的文物往往是難以認證其真正的歸屬。在北美洲的案例裡,就發生過不同部族或個人分別宣稱擁有歸屬權,有些團體更非原本的物主,而只是代為追討文物的機構,像是著名的非洲文物追討行動聯盟(ARM, The African Repatriations Movement)就曾公開宣稱:「不論收藏者是否付過任何代價,他們都仍認為流落在外的非洲文物都是被偷盜的」,非洲文物追討行動聯盟就曾鬧出雙胞的案例。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貝南基金會(Benin Grant)開始寫信給倫敦的博物館,追討曾屬於貝南共和國(Benin)的一批青銅器和象牙,這批文物中的青銅器,原先屬於歐貝皇宮(Palace Oba)及各部落酋長之物,是在一八九七年被英國的一支非洲探險隊所劫掠,目前大部份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館[1],一部份被收藏在牛津地區的琵特河博物館(Pitting River Museum) ,一部份被收藏在美國,一部份則被收藏在德國。但是英國方面卻赫然發現這批追討的文物,同時也在非洲文物追討行動聯盟為奈及利亞追討的文物的名單之中。
 歐美的博物館界在面對眾多追討文物行動時,雖然內心希望繼續保留收藏品,但是由於道德理念的支持,大多會採取協商的態度,因為他們明白大部份的文物都是被劫掠或盜取的,譬如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英國的泰晤士報(The Times)就報導了英國的格拉斯哥市政府(Glasgow)批准了北美蘇族代表的申請,同意歸還了一件帶有血跡和彈孔的北美印地安蘇族(Sioux)的靈魂舞衫(Ghost Dance Shirt) ,這件蘇族的神聖衣物,是由戰士穿著在身上,他們相信可以召喚靈界的力量,以抵抗白種人的子彈。在一八九零年十一月,英國的第七騎兵隊在南達科塔州的梧迪尼(Wounded Knee)展開一場血腥的大屠殺之後所掠奪,當時有超過兩百五十個蘇族的男女老幼被射殺,所有財產並被掠奪殆盡。
 倫敦的大英博物館在上述事件中,發表了它的憂慮,認為此例一旦開啟,文物申討的壓力將如潮水般蜂湧而來。一方面,西方博物館界已經漸漸體悟到以文化分享與文化尊重的正面態度,透過協商的方式,來爭取申討者的認同與好感,進而將文物續留在博物館中。另一方面,由於倫敦的大英博物館在面對文化追討行動時,一向採取不願物歸原主的強勢態度。因此,此項議論招致了西方博物館界的嚴辭批評與討論(Simpson, 1997)。
 譬如位於澳洲阿德萊德(Adelaide)的南澳博物館(The South Australian Museum)收藏了約三千件的原住民文物藝術品,近年來積極完成登錄工作,並將之妥善保存維護,面對原住民要求歸還其中神聖宗教文物的行動,南澳博物館與原住民長老協調,原則上由博物館繼續保管這批神聖的文物,雙方透過合作舉辦多次的文物展覽。例如在一九八八年「來自沙漠的繪畫(Painting Out of Desert)」繪畫展,就展出了原渡牧地區(Yuendumu)窩皮雷族(Warlpiri)藝術家的壓克力作品,窩皮雷族人也要求南澳博物館協助他們,建立一座他們當地的博物館,放置屬於他們族人的神聖文物,並銷售他們族人的手工藝品2
呈現本地文化的真實面
 然而基於「感受實際文化」的理念,現代西方博物館的經營者,除了已經開始關懷本土文化的發展,也開始著手將傳統手工藝品與傳統用具所含藏的文化信念、價值和技術一併忠實地展現出來,而且在許多主要的博物館展覽中,也傾向於當地文物的保護、詮釋與展示,並舉辦讓觀眾實際使用手工器具的活動,企圖實踐目前在西方博物館學的觀念裡,更為正統、而且更為接近真實文化面貌的傳達方式。這對於收藏大量自殖民時代掠取殖民地原住民的文物藝術品的博物館而言,尊重其文化、整理其文物、並與其分享文化資訊的傳佈,是一種相當適切的處置方法。
 如今,尊重多元文化的理念已經成為現今博物館學強調的一個重點,更是博物館以各種形式詮釋文物的主要考量。現代的博物館對它本身和群眾關係歷史背景的檢視的努力,表現在它所收藏的收藏品和和方向上,顯示出半世紀以來,西方博物館學界,對博物館的哲學觀念、功能和方法學一個持續而基本的轉變。
 昔日未曾被廣泛挑戰過的博物館經營者的權威性,如今,不論個人或社團,原住民在面對他們本身的文化或文物被展示時,都逐漸增加他們與博物館的溝通與參與,積極與博物館接觸進而彼此合作,提供對展出的各項傳統的手工藝品和工具的功能、意涵和製作方法的意見。一九八五年,有一項以北美印第安文化的特展,由印第安藝術家負責籌劃,在傳統印第安藝術家的節慶裡,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裡,展示了三百年前印第安和愛斯基摩人的文物藝術品,並搭配了現代印第安藝術家的創作3
 在多元文化的理念下,如今許多西方的博物館藉由舉辦訓練課程、觀摩見習和實習的制度,提供了年輕的當地民眾接受博物館訓練和參與博物館工作的管道,同時也使得博物館能夠擁有來自不同背景、各色各樣專業人才,加入博物館工作的行列。
「收藏的本質」(The Nature of Collecting)的再檢視
 當現代西方博物館重新努力檢視它本身的歷史、藏品與社群關係的時候,「收藏的本質」(The nature of collecting)這一項課題,也開始被再次思索與評價,而這正可以引導博物館發展出同時反映多元文化與大眾文化一個新的收藏方向。當地社區可供展示的場所和畫廊,提供開放給當地的民眾參與博物館籌備展覽工作的機會,也讓社區團體展示自我和詮釋自己文化的管道和場地。同時,這類展示個人或社區藏品的機會,可以透露出民眾在日常生活中真正關注的對象與程度,也提供當地博物館思考收藏本質與方向的契機。
 不論從全球或本土的觀點來看,現代的西方博物館詮釋與經營方式的改變,展現了一種對它本身所收藏的遺蹟或文物,實施文化確認和保存修護的覺醒和敏銳度,這種發展不但提供個人,鼓勵當地的各種社群團體去分享博物館的機能和表現自己文化價值的機會。同時,也反映出尋求多元選擇性的文化價值和遠景。而西方博物館界,目前也正不斷地以善意回應原住民文物追討的這項議題。正如英國格拉斯哥博物館行政部門的主任馬克․歐尼爾(Mark O’Neill)所提出的看法:「博物館也是提供人類探險的處所,即使明顯屬於異端,價值取向不同的議題,都可以被討論」[2]
原住民的文化權利和博物館經營權的分享
 在傳統的博物館經營理念中,所謂系統化收藏(Systematic Collecting)與文物保存(Preservation of Artifacts)和資訊傳播(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的老舊觀念,此刻正面臨新的挑戰,近來歐洲的學者更主張,往日博物館所一向扮演蒐集知識、探索觀念的角色,如今必須有所修正,對於屬於一個民族神聖物或宗教神聖文物,在有褻瀆之虞,和基於尊重一個民族的宗教禁忌與傳統的原則之下,除非先得到這個民族的同意,否則並不適合博物館的展示與收藏。因此現代的博物館所必須面對解決的問題,除了原本的收藏和保護的課題之外,智慧財產權、資訊與實際經驗的傳達等議題,並且加強重視博物館經營權與資源的分享、原住民的文化權利和了解並尊重原住民傳統風俗習慣與宗教文物。
 最近幾年來,現代的西方博物館與當地原住民的關係不斷有新的發展,當地原住民嘗試與先進國家,如美國、英國、加拿大與澳洲等政府討論,並重新訂定文物的歸屬權協定,這個趨勢無疑將對全球博物館在功能和經營理念上,產生重大而且長期的影響。
 這將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大趨勢,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從早期的侵佔與掠奪,到由於好奇心,或由於意欲控制少數民族,或者增進知識等各種動機的驅使,而開始研究其他文化的形態與內涵,當西方學者逐步發現異類民族文化的豐美與深奧,遠超過他們的認知之時,西方人從優越感中醒悟,轉而汲取其中的營養。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西方藝術大師,很多都是在異文化的薰陶下創造新風格,譬如義大利雕刻家莫迪里亞尼,英國的雕塑家亨利․摩爾與西班牙畫家畢卡索之於非洲雕刻,法國高更之於大溪地文化,以及原始文化給予西班牙畫家米羅的啟發等等例證,都可以顯示西方世界因為對多元文化的進一步了解,而產生實際的尊重與需求此一趨勢將會引導西方博物館的觀念,從原先視藏品為征服者的戰利品,演變到珍視與保護各種人類文物的強烈使命感,在面對文物申討時,也從昔日的一律拒絕,到透過協商,尋求互信互利的政策。
文化分享與族群融合
 因此,依循此一趨勢,我們將見證全球的博物館的實踐,將會因西方先進國家的博物館觀念的演變,而帶動全球的各項博物館建築在文化分享與族群融合的基礎之上。一九九零年在加拿大西部的亞伯達省(Alberta)的格蓮堡博物館(Glenbow Museum) ,出借了兩件原本屬於血族(Blood Tribe)的神聖物給血族人做為他們祭典之用,為了表示感謝博物館推行文物分享而慷慨出借藏品的美意,血族人特別邀請博物館的人員參加他們神聖物的祭祀典禮,其中博物館的民族學者科內迪博士(Dr. Gerald Conaty)表示:「我無法忽視這些經驗對我深入了解血族的幫助,…而且也加強了我們在當地與民眾的連繫,民眾更願意與我們工作在一起,也更願意與我們分享他們的歷史和文化」[3]
 事實可以證明,我們無需畏懼這個巨大的改變,因為這可以被引導走向雙贏的大道上,它對博物館文化的推展與公眾的的權益,將帶來龐大的潛在利益,而且在文化資源分享與權利和責任分擔的理念下,將使得未來博物館的角色扮演更有彈性,而且隨著資訊傳播速度與廣度的拓展,在同質性過高的外來流行文化下,追求多元文化紛呈的現象,反而將會愈來愈明顯,尊重並了解本身文化的需求,也將應運而生。自六零年代以來,不論大陸、香港、日本、韓國和東南亞等國家都陸續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財力,進行考古發掘與建設博物館的工作,而臺灣社會逐步增溫的尋根意識和融入本土文化的需求,展現在對原住民及史前遺址的挖掘以及本土歷史的重建工作,除了根源於自我意識的醒覺之外,事實上都是在反映一種融入當地社區、尊重多元文化的世界性潮流。台北的北投文物館、順益原住民博物館以及台東的史前文化博物館的陸續成立,就是此種意識型態的彰顯。
 整體而言,此一社會轉化的過程不僅漫長而崎嶇,而且不可避免地會引起許多族群間的爭議與協商,但是深入地看,全球博物館尊重多元文化的潮流,正代表著人類企圖消弭傷痕、超越種族仇恨與消除種族界限的努力,尋求以彼此尊重代替鬥爭,不但給予人類彼此互相認識、互相欣賞的機會,同時也促進了文化多面向的激盪,有利於知識的整合,更有利於新觀點的創新、新文化的誕生,而可以預見的是,結合了豐富的文獻、實物資源以及新穎的資訊科技,博物館的建設與推展,將在下一世紀的人類文化交流與促進族群和諧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參考書目 :
 
Simpson, Moira (1997) Museums and Repatriation, London: The Museum Association
 
Chamberlin, Russell (1983) Loot! The Heritage of Plunder,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Harvey, Simon (1999) Letting go, Museums Journal, Jan 1999
English, S. (1998) Wounded Knee shirt is going home to the Sioux. The Times, 20, Nov 1998


註1: Chamberlin, Russell(1983) Loot! The Heritage of Plunder,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pp182-183
2: Simpson, Moria(1997), Museums and Repatriation, London: The Museum Association, p90
3:同註2,p89
註4: Harvey, Simon(1999) Letting go in Museums Journal(Jan. 1999), p35
註5: 同註2,p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