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文化霸權與政治權力交錯的博物館政策
類別:學術論文 / 發佈者 :jesse / 公布時間 :2010-07-23 00:35:35

 

文化霸權與政治權力交錯的博物館政策
 
 
曾肅良 Suliang Tseng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暨美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前言
自民進黨執政以來,台北故宮博物院,因其在文化界的龍頭地位,動見觀瞻,不但新的觀點與計畫往往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而且在輿論界也引起了一波波討論的聲浪。從正面看來,此舉意味著政府對於博物館的重視,更意味著台灣博物館界從舊有框架之中轉型的必要性,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點,但是從其他的角度看來,博物館的建設非同兒戲,大筆經費與人力、物力的投入,必須經過審慎周密的規劃。
台北故宮博物院更名問題在社會上的討論,與其將在嘉義縣太保設置分院的計劃,以及台灣歷史博物館的設立等等計劃一一出爐,在在都代表著新政府對於本土文化的擘劃、銓釋與願景,更透露出其引導未來台灣文化走向的企圖心,其中所引起與其背後蘊藏耐人尋思的現象,實在值得關注,筆者忝為博物館學出身,故擬針對台灣目前的博物館生態,提出一些問題與個人經驗與感想,與大家一起討論。
 
文化權與政治權的分際
文化權與政治權的分際是一個相當弔詭的問題,當藝術家的作品不見容於政治品味,政治力的干預並不一定能在文化界取得共鳴。就像2000年,當時的美國紐約市長朱里安尼認為英國的青年藝術家以大象糞便裝飾聖母瑪利亞的作品有污衊宗教之嫌,直斥變態,而強行以政治力干預展覽,並以大肆削減展出單位布魯克林美術館的經費作為手段,但是,此舉卻在法庭遭到敗訴的命運。[1]
政治權力型態可能只是存在一段時期,但是文化的演化卻是以不斷積累的,持續發展的型態永續存在,它代表一個地區、國家或是民族的象徵,投射出一個特定社會心靈底層的集體意識型態。雖然文化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力的影響,但是歷史證明,政治與文化往往並不同步,政權對於文化,它的影響往往是淪於少數人強制性的、短暫的控制,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它將化為陳跡,文化又會回到其超越時代的本質,展示「集體內在心靈層次」的主軸線上來繼續發展。譬如,元代朝廷重視工匠,貶低漢人士大夫文化,但是無損於元代漢人繪畫形成其特殊的創造性風格。明代皇帝喜愛沈度兄弟秀麗的書法,科舉取士也以端莊為品評標準,形成所謂的「館閣體書風」,但是並無礙於文徵明、唐寅、王鐸等成為一代書家,而當時著名的館閣體書法家,如今卻已經很少被討論。
就二十世紀而言,不論是希特勒時代的所提倡的「納粹文化」或是中共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時期,當時迎合政治風向的藝術作品,如今看來卻是充滿教條式與虛偽政治口號的表現。如今,著名的畫家或是雕刻家,大多數都是當時反對政治宰制,堅決創造自己藝術風格的藝術家,譬如,被批判為「黑畫」的李可染,被苦苦鬥爭的潘天壽等等,如今其成就,反而在後人為其所創建的紀念館裡被充分地彰顯;而數以千計迎合希特勒浪漫主義思想的繪畫,如今就被堆放在柏林美術館的地下室,今日的塵封與冷落與當時不可一世的風光,實有天壤之別。
 
妥協式的讓步(Concession)與文化吸納(Cultural incorporation
許多學者都認為,僅僅藉由政治力無法一手遮天,一方面,影響文化的變數太多,另一方面,文化是全面性、集體性的行為與思考的顯現,推動它的發展,除了物質條件之外,主要在於內在的、人性的精神力量。絕非以政黨或個人力量可以全盤掌握。提出「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理論的義大利學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就認為,統治階層不能單靠支配力(Force)來維持其權力,他們必須設法使人民對現況產生同意的共鳴(Consent)統治階層必須關注人民的經濟利益、文化與價值觀,而對他們做出妥協式的讓步(Concession)。他又主張統治所謂文化吸納(Cultural incorporation),統治階層必須吸納被統治階層的文化,,對群眾文化的打壓,只會帶來更多的反抗。
認識此一文化發展的特性,所謂政治權與文化權應該有所分野,以長期的眼光來看,文化權力實際上掌握在絕大多數的民眾手裡,尤其以文化界的菁英人士為主流。政治力所要扮演的角色應該是以集體文化意識為依歸,引導此一股力量在文化的發展上,進行完全自由與正面的發揮。。因此,政治人物必須具備遠見與包容的歷史視野,有能力瞻望出台灣未來文化的發展趨勢,才能正確地擘畫出台灣文化的大藍圖。
 
更名風波與若隱若現的族群意識
從此一思維延伸,台北故宮博物院是歷史進程之中的博物館,已經成為台灣歷史的一環,它的存在並不適合用政黨狹隘的眼光來看待,它所保藏的文物,不但是屬於台灣人,也是屬於全體中國人,更是屬於全人類的寶藏。
西方的思想家密立班(Ralph Miliband,1924-1994)認為,教育可能會是阻礙社會變遷的主要現象,因為在每一個時代之中,教育都會被用來重新製造一套能夠迎合支配階級的利益之價值觀。[2]而博物館系統是教育體系之重要角色,想藉政治力扭轉教育的方向,加強民族與社會的凝聚力,原本無可厚非,但是必須顧及事實真相,而且博物館以知識的殿堂自詡,尊重歷史是掌握知識傳播權者應該懷抱的態度,透過博物館系統,以知識與理性的精神,教育民眾發掘事實真相,而主導其發展的掌政者,更應該以中立、客觀與包容為其特質,不應該被偏激的民族主義或是宗教思想所左右,就像阿富汗的神學士政權一般,在舉世哀求與惋惜之下,一小撮人粗暴地炸毀了人類珍寶之一的巨大佛像,以為毀壞佛像即可以消除佛教掌控政權,不啻異想天開,自欺欺人,他們只使得阿富汗與人類文化蒙受空前巨大的損失,但是神學士政權如今安在?
「更名」並無損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歷史地位與其特色,其吸引外人的重點在於其豐富的藏品與研究的學術實力,而非執政的政黨,但是執政黨卻可以運用政治力使其更進一步發光發熱。事實上,不論稱作「福爾摩沙博物院」或者「台灣博物院」,卻都會落入「牛頭不對馬嘴」瞎裝硬套之譏。就文化而言,更動名字,事實上,等於無視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在歷史上所曾經扮演的角色,不但是一種抹煞歷史的行為,當權者其與早期國民黨時代意欲以政治力遂行對於台灣文化的忽視與消除的行徑,兩者何異之有。君不見現在台灣文化並沒有因為早期政治力的介入而被徹底拔除,反而更加茁壯,繼續抽芽滋長。
政治可以推動文化扮演火車頭的角色,但是其政策必須以發掘客觀真相與尊重知識為考量重心,民進黨執政不能以綠化台灣為目標,否則另一個「文化霸權」則將興起,基於社會族群勢力的不平等,反抗與對立的事件將只會持續,甚至愈演愈烈,一個長遠的文化政策必須兼顧到各個族群,盡量消除對立與矛盾的因素,一如德國思想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1858-1917)所主張,當代社會的主要趨勢,應該就是在進步過程之中,不斷消除外在的不平等。[3]尤其在台灣這個移民社會,執政者必須以營造一個開放性,多元文化與共生共榮,包容著過去與現在,而瞻望未來的文化生態,作為主政者努力的目標。
 
政治賣點與速成訴求下的博物館文化
然而,以台灣目前的政治生態,三年或四年一任,若一味只求以選票作訴求,只為兌現選戰支票,然後以好大喜功或速成的方式建設博物館,落實博物館的制度化便成為一個大問號,而一直以人治(政治人物)為導向的博物館,便無可避免地面臨經費斷炊、人才斷層或者苟延殘喘經營的命運,因為設立博物館硬體設備並非難事,經營管理的人才培養、制度的建立與收藏維護才是決定博物館是否具備特色與永續經營的重點。
如今,博物館時代早已經來臨,近幾年來,上至總統,下至縣市長,設立博物館似乎成為政治人物在文化政策上的主要賣點,但是我們只要看看「博物館法」,歷經有心人士推動了十年,至今仍然滯留在立法院尚未通過(日本在一九六零年代已經具備博物館法),便可以看出國內博物館的發展環境,事實上,可以用「外熱內冷」形容,簡而言之,徒有外表的繁榮景象,內涵與實質的提升,卻顯得相對緩慢,口號與計畫喊得震天價響,實質的改革卻仍原地踏步,遠遠跟不上需要的速度。一方面,缺乏法律所規範的遊戲規則與制度的定位,不論在經營管理、人才素質、文物維護修復與研究能力上,落後先進國家甚遠,另一方面,博物館倫理(Museum ethics)在制度和觀念的建立不足,則缺乏法律的定位與輿論的支持。由此看來,「博物館法」的設置應該是執政者表現其文化改革誠意的主要施力點。
 
結論:知識與教育的平台,而非政治鬥爭的舞台
當設置博物館蔚為流行時尚,博物館文化並非只在風光的表面與華麗的包裝之下呈現,以政治力引導博物館內涵的建立與方向的定位,才是首要的工作,而掌政者必須瞭解博物館的設立與為文化的經營一樣,需要長期籌劃,而非因追逐選票而一味要求立竿見影。如今,本土文化成為主流,象徵著早期受到政治壓抑的文化能量正逐漸地釋放出來,掌政者的政治智慧,必須要在這種歷史情結中解放出來,引導民眾超越昔日的仇恨,以消泯傷痕與族群平等為目標,以理性的態度,在博物館系統裡宣揚知識,進而提升國家競爭力,並以客觀與平等的文化訴求,引領族群趨向和諧。
筆者認為,文化是整體社會的內在反射,而非單一族群文化唯我獨尊的表現,再一次「文化霸權」的重演並非人民之福,有智慧的當權者必須是引導文化走向多元思想共存共榮的推手,而非假借文化知名的「打手」,更不要讓政治力再度成為宰制文化的「黑手」。
當權者必須讓文化界扮演知識諮詢與輿論制約的角色,否則文化界將又沈淪為政治的附庸,也會是政治角力延伸出去的第二戰場,要避免重蹈前人「製造族群矛盾與敵視」的覆轍,筆者更堅定地認為,新政府所要跨出去的第一步,便是讓扮演知識寶庫與文化銓釋者角色的博物館體系維持其中立與客觀的立場,讓博物館系統成為知識交流與教育的平台,而不是政治鬥爭的舞台。


[1] 陳希林(2000),「煽情」有價,五百八十萬和解,中國時報,29, March 2000
[2] Anthony Giddens(1995:40),社會學導論,廖仁義譯,台北:唐山出版社
[3] Anthony Giddens(1995:32),社會學導論,廖仁義譯,台北:唐山出版社。涂爾幹所謂的「外在的不平等」指的是非由天賦,而是因為權力、社會制度等外在人為力量所造成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