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從故宮博物院設立分院談起
類別:學術論文 / 發佈者 :jesse / 公布時間 :2010-07-23 00:37:30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從故宮博物院設立分院談起
 
 
曾肅良Dr. Suliang Tseng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藝術史研究所 專任教授
 
前言
歐美先進國家往往是為了收藏、保存、維護與展示收藏品而建立博物館與美術館是,因此,一般而言,是先有收藏,再覓地興建博物館,然後陸續進行後續的登錄、保存、維護、展示、研究與收藏的工作。
台北故宮博物院將在嘉義太保鄉設立分院,而且是以亞洲文物藝術品的展示為主,此項消息,引起了各界討論。有論者對於設立地點不以為然,也有學者質疑其以亞洲文物為主的目標是否過於高遠,不切實際。
或許我們應該反向思維,或許因為現代的社會變遷速度如此迅速,必須先建設硬體再談收藏策略,還是或許因為台灣的政治環境的特殊,建立文化政策的邏輯思考與作法必須異於其他國家,以「先有硬體,再有軟體」的模式思維是否正確?二十四億的建設經費,作為收藏基金好呢?還是建立一座展示場好呢?這是一個十分弔詭的問題,也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因果關係,此一方程式的確令人費解。
硬體設備帶動收藏的邏輯
依據故宮博物院的說法,主張「先有硬體,再有軟體」,先建築分院,設定目標為亞洲博物館,再進行收藏,上行下效,風行草偃,民間自然也會跟進作收藏。事實上,這可能會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因為長期以來,政府與民間的忽略博物館的建設與目前學術研究能力的限制,直到現在,我們並沒有真正培養出多少研究亞洲文物藝術品的專家學者,如何能引起民間收藏家的興趣;另一方面,台北故宮博物院的亞洲文物的收藏原有就不多,以世界重量級的博物館大多皆以本身藏品吸引人群的角度而言,故宮博物院是否有能力撐得起所謂「台北故宮博物院分院---亞洲博物館」的場面,值得懷疑。
「文物收藏」是一個漫長的、有意義與有目的的行為,需要時間、金錢與知識的投資,需要一個社會中少數有識之士的提倡與進行,慢慢衍變成一種風氣。譬如,英國牛津大學阿許莫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就是由艾里阿斯˙阿許莫林(Elias Ashmolean)在1692年所捐贈的豐富收藏品為基礎,再行發展。[1]英國劍橋大學古老的的飛茲威廉博物館(Fitzwilliam Museum),即是在1816年理查(Richard, 7th Viscount Fitzwilliam of Merriion)捐贈的文物與經費為基礎而設立的博物館。[2]而在英格蘭的巴斯(Bath),著名的東亞博物館是為了貯藏與陳列麥克艾爾尼先生(Mr. McElney)的中國收藏而設立,他的收藏以十數年以上的時間累積而成,其中包括中國玉器、瓷器與雜項等。[3]再以大英博物館為例,其設立是以英國醫生韓斯˙斯羅恩(Hans Sloane, 1660-1753)龐大的收藏為基礎而設立的,[4]而現在館内保存最古老的建築是1823年至1828年間,由羅勃˙斯瑪克爵士所建的「皇帝圖書馆」,是用來收藏喬治四世捐獻的大批圖書。以後,因為擴大收藏空間又興建了建築物的兩翼,至1852年完成了主體建築。1857年,中央的庭園即被用做閱覽室及倉庫,由此,又興建了一系列建築物。1888年,為收藏阿布多˙美吉特王贈送的摩索拉斯陵寢的大理石,又特别擴建新的迴廊。1914年,博物館又完成了愛德華七世大厦,1938年為展示巴特農神殿的雕刻又興建西側迴廊。至此,博物館基本形成了目前的規模。
速成的博物館硬體,規劃與施工品質不佳
硬體建設是否細心規劃,是否嚴謹執行,關係到一個博物館的成功。我們可以看到台北市立美術館深受漏水之苦已經多年,我們正在承受當時急於驗收開展的苦果。國立台灣美術館的館內的規劃也被批評為「大而不當」。速見成效不見得就是好事,它不一定是代表效率,相反地,急就章,囫圇吞棗地消費預算,受害的是後代子孫。以蘇格蘭的格拉斯哥(Glasgo)伯瑞爾藝術收藏館(Burrell Art Museum)為例子,伯瑞爾藝術收藏館是收藏家伯瑞爾(William Burrell)夫婦畢生的心血,伯瑞爾從年少開始蒐集古董文物,一直持續到九十六歲,在一八六一年,八十三歲的伯瑞爾將收藏的八千件藏品捐給格拉斯哥政府,[5]然而到了一九七一年,當地政府才覓得合適的土地興建美術收藏館,再以近十二年的時光,才陸續完成全館的建築。[6]
亞洲博物館的設置,象徵台北故宮博物院跨出中國傳統文化的迷思與本土意識情結的羈絆,帶動台灣展開國際文化的視野,當然,國際觀的拓展對於文化藝術水準的提升大有幫助,但是我們必須理解,我們並沒有英法等國掠奪文物的歷史,因此過去我們不但在累積文物遠遠不如先進國家,也沒有像他們一樣有對殖民地的域外文物作探索與瞭解的必要,而形成一股收藏的風氣,因此,我們在研究上的動機也會大異其趣,純粹以文化研究的態度進行之。最重要的是,如今時不我予,亞洲的文物價格普遍已經高漲,建立收藏的成本自然水漲船高,這對博物館的收藏而言,不是一個好的時機。
何者是觀光的賣點?
根據香港太陽報6月18日消息﹐英國大英博物館的七百五十名職員周一罷工,迫使博物館開幕近二百五十年來首次要關閉。原因是在財政緊絀下,館方計畫裁員一百五十人,引起員工不滿。,大英博物館是英國最受歡迎的景點之一,每日平均吸引二萬名遊客,並不收取門票,財政主要倚賴政府的撥款和遊客的自願捐助,博物館近年卻面臨財政危機,在二○○四至○五年間的財赤預計高達五百萬英鎊(約兩億八千五百萬元)。大英博物館計畫兩年內裁員一百五十人。為了紓解財政困難,館方宣布了多項節流措施,包括關閉部分展覽廳和減少舉辦展覽以及縮減研究經費。博物館館長安德森指摘政府對藝術團體的撥款已到了危險的水平,另外旅遊業的下滑亦是導致緊縮與裁員的原因之一。博物館稱,政府現時每年資助博物館三千五百萬英鎊(約四億港元),比十年前減少達三分一。而台灣目前的財政也大不如前,對文化中心的補助大幅縮水,以台北縣為例,今年度的預算就已經緊縮至前年的一半水平。看看大英博物館的例子,再掂掂自己的份量,似乎我們不能太過樂觀,認為亞洲博物館的設置會帶動多少觀光的收益,以英國以展覽中心為目標的千禧年圓頂建築(Millennium Dome)為例,花費了大量的公帑(甚至爆發官商勾結的不法事件),雖然在2000年風光開幕,最後還是落得停擺的命運,以英國的五千萬人口,以及倫敦在全球的吸引觀光客的實力,台灣故宮設在嘉義太保的分院,能吸引多少旅客,能吸引何種層面的觀光客,是本土還是國外?實在值得我們進一步地深思。
台灣博物館的通病:收藏品質量的不足
看著熙來攘往的故宮博物院展廳,想想它為什麼能吸引如此眾多來自海內外的參觀者,是仰慕故宮博物院的外觀?大型展覽?還是其豐富的藏品?相信答案不言自明。「亞洲博物館」缺乏一流而且豐富的收藏品作基礎,博物館將憑藉什麼來吸引觀光客的青睞?而博物館如何進行展示?不斷地以國際合作的形式進行借展,只能淪為展示場,絕對無法建立自己獨特的博物館風格,再以台灣目前的情況來看,1980年代以來陸續建立的各地文化中心,大多已經是展覽中心的性質,而且還得加上仍在陸續增加之中的公私立美術館、博物館、大學藝文中心與畫廊,台灣的展示場還不夠多嗎?
國外的著名博物館,非是浪得虛名,信手拈來,皆是可觀的展覽。[7]反觀自己,雖然歷經近二十年的經營,卻仍顯得捉襟見肘,國美館的收藏雖多,卻因品質因素,無法湊出一系列像樣的展覽,連運作得相當不錯的台北縣鶯歌陶瓷博物館,也給人展品素質不高的印象,而甫成立不久的台北當代美術館,就出現了收藏不足而必須不斷借展的窘境,「收藏品質量的不足」,正是台灣博物館界的致命傷,在觀眾主義之下,為了拼績效,大家卯勁兒到處借展,而所借到的展品也往往非屬一流,形成表面風光,裡子虛弱的「文化大拜拜」現象。
筆者認為,建立收藏才是博物館主要且長遠之計,建立博物館的品牌就是要先建立其基本收藏,莫被速成文化牽著鼻子走,收藏是需要的長時間與金錢,更要雄心與魄力的投入,是一場耐力的文化競賽,以經濟發展經營為例,韓國的許多企業,已經逐步建立自己的品牌,三星電子、現代汽車等已經在歐洲打出一片天,而我們至今仍是以日本的裝配場、經銷商而沾沾自喜。企業如是,以文化象徵為主軸的博物館亦如是,若無法建立本身藏品的特色,永遠都是別人的展示中心罷了。。
建立硬體不難,但是建立收藏卻非易事,因為收藏伴隨著研究,需要審慎的規劃,不但是要花費的龐大人力、物力,更需要長久時間的經營。博物館進行收藏卻必須面對繁雜的手續,鑑定與鑑價也困難重重,責任不但重大,而且常常是一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同時它也是一項「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事業,不僅不容易見到績效,更不容易吸引媒體的注意,相對之下,借展似乎容易多了,前述種種因素,常令主事者寧可借展,而忽略去進行長遠的收藏規劃。事實上,收藏是一種攻擊性的策略,借展常常是一種膽怯,只求速成的防守心態,長此繼續下去,台灣與世界的博物館落差將只會愈來愈遠。
就文化建設的觀點來看,博物館是教育與知識傳播的基礎,為了遂行此一目的,它必須不斷地與時俱進,收藏與展覽同步進行,那也是為什麼前法國羅浮宮館長皮耶˙羅森柏格2001年訪問台灣之時曾說出:「美術館一旦停止進貨,就意味著死亡」,[8]其中深意,值得再三咀嚼。


[1] David Piper(1990:5), Treasures of the Ashmolean Museum, Oxford: The Ashmolean Museum。
[2] 理查的收藏相當豐富,包括書籍、手稿、版畫等等,他以收集威尼斯畫派、荷蘭繪畫、中世紀插畫與音樂手稿等著名,尤其是林布蘭特(Rembrandt)的版畫收藏堪稱英國第一。見Ruth Smith(1986:6), Treasures of the Fitzwilliam Museum, Cambridge: The Fitzwilliam Museum。
[3] 1999年,筆者親訪此一博物館。
[4] Marjorie Caygill(1981: 5-7),The Story of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5] William Burrell的收藏品,包括油畫、銀器、銅器、玉器、彩繪玻璃、傢俱、青銅器等等,文物來源包括歐洲、亞洲、非洲、埃及等,年代更遠達西元前4500年。
[6] 俞大民(1993:13),他擁有八千件古董,中央日報文心藝坊,No. 102,30, Oct. -5, Nov. 1993。
[7]根據2002.8.18倫敦星期泰晤士報報導,大英博物館即將打破最後的禁忌,維多利亞時代以來封存的祕藏性玩具、貞操帶及古代春宮圖可能終將重見天日。在藝術史家一個多世紀施壓下,大英博物館的立場最近似乎已見鬆動,主要為的是能吸引更多的觀光客以增加收入。館方已考慮以特展方式,展出這些典藏品。著書探討這些典藏品的資深館長甘斯特向館方建議展出,他說:「它們的重要性終於受到重視,這對工藝品及探討維多利亞時代的性觀念都極具價值」。大英博物館這批典藏品主要是維特的收藏。維特是維多利亞時代的醫師,後改行從事金融銀行業,也曾當過市長,他是當時國際間公認收藏春宮最多的富翁。大英博物館另一位館長羅多說:「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根本不敢公開展示這種東西,他收集這種東西,大概只能在茶餘飯後拿出來給男性友人欣賞」。
[8] 韓懷宗(2001),羅森柏格籲法國設樂透基金買回國寶,聯合報,15, April 2001。